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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缘】父亲

来源: 免费小说网 时间:2019-11-04 15:53:16
无破坏:无 阅读:5494发表时间:2013-06-25 18:49:58    夜里醒来,我看到灯光下的父亲,正在将四张新编的炕席分别卷成四个席筒,两筒一组地绑在大扁担的两头。接着他戴上棉帽子和手闷子,来到大扁担前,肩膀用力一挺,足有百余斤的担子被坠得“嘎吱”一声。这时,母亲已经把房门拉开,一股寒气直逼进来,父亲挑着担子匆匆地赶集上路了……我看了一眼地桌上的小闹钟,此时还不到凌晨两点。   父亲这么早就去赶集,是奔往三十里外的刘家店。本来不到十里远也有个集市,但附近会编席子的多,价格自然也就低。如果到刘家店去卖,武汉怎样治疗婴儿癫痫一张炕席可以多卖两三元钱。   “嘎吱、嘎吱”的大扁担声渐行渐远,直到消失。母亲正在收起地桌上父亲刚刚用过的碗筷,盆子里还剩有几个苞米面饼子。中午,父亲将在集市上就着寒风,嚼着怀里揣着的硬饼子,而且连口水都没有。要等到把席子卖上个好价,才能抱着扁担和绳索往回赶。   望着窗玻璃上结满的厚厚霜花,我掀去身上的被子,爬出暖暖的被窝,趴在寒冷如冰的窗台上,将霜花吻化一小块儿,向窗外望去——什么也看不清。而此时,我不辞艰辛的父亲,正挑着重担,行走在这寒冷漆黑的夜里……   每年从秋后开始,一直到第二年夏初,父亲用不上十天八天就要起个大早,赶一趟刘家店的集市。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寒冷得多,夜里常常是摄氏零下三十几度。有个与父亲一同去赶集的人曾对我说,在一次赶集的路如何治疗癫痫症上,他们遇到了暴风雪,父亲在半路上方便后,手冻得不听使唤了,无法扎上裤腰带,只好喊这个同伴过去帮忙。   冬天本来天就短,等父亲卖完炕席回来,一般都要上灯以后。有一次,天黑了很久,父亲却还是没回来,我便去打听那天也去刘家店赶集的屯邻。屯邻说,这一天席子的价格不好,他们回来时,父亲还有两张炕席没有卖出去。   乡下的夜晚很宁静,可以听到很远处的狗叫。我急切地在村口等着父亲,冷了就跺跺脚。一直到了半夜十一点多,才远远地传来踩在积雪上的脚步声。尽管无法看到远处的人影,但我还是冲着黑夜喊了一声“爸——”。当我听到父亲在远处的咳嗽声,我的眼泪便再也控制不住了……   我问父亲怎么回来这么晚。父亲平淡地说,从集市上回走时,天就已经黑了。后来又迷了路,走进了一个陌生的屯子,经过一路打听,终于摸索着找了回来。      1935年,父亲出生在一个贫困农家。爷爷是个车把式,也是个绳匠,靠给地主家当长工赶大车和自己家打绳子卖,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父亲小时候体弱多病,但特别聪明,十二岁才上学时直接上了三年级,四年级时因病耽误了一年,之后又读了两年,就直接考上了初等师范学校。毕业后,父亲在家乡的学校里教学,因为思想积极上进,工作十分出色,不久便担任学校的团总支书记。在那个年代,按说出身贫农家庭,祖上历史又清白的父亲,如果没有什么波折坎坷,将会一路辉煌,前途无量。   不幸的是,1957年的“大鸣大放运动”,将父亲的命运彻底改变。那时的父亲,是个喜欢读书看报,有见识有思想的青年教师。运动一开始,组织上就鼓励大家给提意见,直率的父亲不明真相,便提出了一条有关质疑中苏边界的个人见解。结果在运动后期被抓了辫子,列为反苏对象。那时中苏关系还没有闹僵,与苏联老大哥相处得如火如荼,反苏比反共还要罪加一等,结果父亲被划为“右派”。已经停职审查的父亲,与各行各业的划出来的“右派分子”一起,被送往一个乡镇砖厂,接受劳动改造。   父亲主动接受改造,表现积极。第二年,组织上便给父亲摘掉了“右派”的帽子,分配到县人民银行做会计工作。然而,父亲毕竟属于有过“污点”的人,在单位里待遇偏低,又常常受到歧视,刚直不阿的父亲索性辞退了公职,回乡务农了。   当时我还没有出生,家里有年老体弱的奶奶,有上中学的老姑,有两岁的大姐,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压在父母身上。母亲除了做家务,更主要的是以编席子卖贴补家里的开销。只有父亲自己在生产队挣工分,每年都要欠下生产队一笔口粮钱。在一个鸡蛋八分,一斤盐一角二的年代里,我家有一年欠下的口粮钱是三佰伍拾多元。但我的父母特别要强,总会在下一年靠辛苦地编席子还上。   父亲从小读书,之后教书,二十好几才下庄稼地务农,因此做农活儿不那么熟练。春天刨茬子,夏天铲地,秋天割地,这些大地里的农活儿,父亲常常被其他社员远远地落在后面。   很小的时候,我只能把这些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,心里也特别的难受。父亲则总是闷头一个劲儿地劳作着,别的社员到地头歇气儿时,父亲才会慢慢地赶上来,但他却没有了歇气儿喘湖北到哪里看羊角风息的时间。   那时候生产队的会计经常把账算错,当队长的四姥爷很生气,便打算让我父亲做生产队的保管员或会计,但公社不允许有“污点”的人进生产队班子。于是四姥爷就安排父亲做一些零散活计,比如铡喂牲口的草,纺经子打绳子,帮会计核对账目,写板报标语,读上级要求社员们必须学习的有关材料什么的。      我稍稍懂得了一些事情以后,便开始敬佩父亲乐观的人生态度。他总是和周围的人们有说有笑,语言幽默,时而的一句话,就会让周围的人忍俊不禁。一起做活的社员们让他给讲故事,父亲就给大家讲一些成语历史故事。故事讲得多了,人们也就掌握一些成语,有外屯子的人就夸我们火烧泡子的人都有文化。上边要求各生产队报典型材料,队长就去地里把父亲喊回来,让他在家里写稿子。谁家遇有红白喜事,是务必要请父亲去做账房先生的,因为没有父亲不知道的姓氏,经他手也没有记差过一笔账。每逢春节,我家总是特别热闹,来求父亲写春联、求母亲剪挂钱儿的络绎不绝。   屯子里有个精神不太好的于疯子,跑腿子一人,平时不爱说话,安静的时候喜欢看史书,遇到不认识的字或词语,就请教我父亲。每当他犯疯病时,并不打人,只是大骂社会的不公平。这个时候一般人是劝说不了的,只有我父亲的几句话,他才会慢慢地消停下来。   父亲在教育子女时,并不是生硬地说教,而是用身边的事例来影响我们。父亲讲:“那一年春节的前几天,你爷爷到财主家借钱,财主怕还不上就没借。你爷爷很失落地往回走,忽然看见路边积满大雪的沟里露着一块东西。走近发现是个包裹露出了一角。看样子雪里边还不止一个包裹。他心里明白,这是财主家怕土匪抢,把值钱的东西藏在雪沟里,等开春后再运回家。当时你爷爷很穷,但他却连打开包裹看看的想法都没有。他往包裹上踢了些雪,又踩实,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”   还有奶奶如何与世无争,如何宁可自己受苦受累,也不乞求他人怜悯的事。   父亲讲给我们有关做人的事例,可谓不计其数,不胜枚举,让我受益终生。   尽管没人知道有没有阴间,更没人知道那冥币到了那边会不会就是钱,但上坟烧纸,一直是民间的一个习俗。那些年,父亲去给爷爷奶奶上坟时,总会带去很多烧纸,另分出若干份儿,分别烧给他曾认识的但已经死去了的无后之人。      儿时的每一个夜晚,靠屋墙而搭建的编席案子前,总是挂着一盏父亲自制的煤油灯,母亲坐在案子上,“哗啦、哗啦”地编席子。父亲则坐在一旁破着秫秸,破出来好大一堆后,再用石磙子碾压,用温水滋润后,刮成编席子用的席条。漫漫长夜里,只有那盏如萤豆般闪亮的煤油灯,陪伴我任劳任怨的父母。这情景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,萦绕至今,挥之不去。每每回想起,心里便涌出一股莫名的情思。   在那个贫困的年月,家家户户的境况大抵相同,但我和两个姐姐,两个弟弟,谁也没有受过冻,更没有挨过饿,享受了和别人家孩子一样的幸福快乐的童年。   当我和两个姐姐长大一些时,完全可以辍学务农挣工分,也用不着父母那么辛苦,就会成为劳动力多的富裕户。在已经取消高考的情况下,即使读完高中也没有任何出路,最后还是务农。那时社会上流传的是“读书无用论”和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,况且父亲就是因为有知识才被打成“右派”的。父亲却始终认为知识是有用的,要求我们不但不能辍学务农,而且还一定要把书念好,把高中读完。一些亲属对此很不理解,认为我的父母有毛病,非要养一帮书呆子图的是什么?   我读中学时,各科成绩全优,但顽皮好动,敢跟老师们辩驳,为此我没少被找麻烦。可我桀骜不驯,甚至不把造反起家的校长放在眼里,于是人家找借口给我停学两周。如果把这处分给那些不爱学习的同学,就相当于放假,一定会乐得手舞足蹈。而我父母知道后,曾三番五次求爷爷告奶奶地找学校,为的是让我尽快上学,免得把功课落下。在家境极度贫困而且知识贬值的情况下,父母还那么希望孩子们把书念好,这怎能不令人费解?   直到1979年初,父亲得到平反,重新走上工作岗位,我们姐弟三人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录取为国家干部时,我才彻悟父母辛勤劳作节衣缩食地供我们上学的良苦用心,周围的人们也无不叹服我父母的远见卓识。   回想那些年,我家的生活和我们的求学的费用,都靠父母编席子来维持。我曾统计过,父母编过的炕席连接起来,足可以从家乡的小泥屋铺到我今天所工作在的办公大楼。   我也常想,父亲又何尝不是用他那赶集路上的脚步,为我们趟出了一条平坦的人生之路呢! 共 3507 字 1 页 首页1尾页 转到页 订阅(654)收藏(654)-->评论(68)发表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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